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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與流行于中國的佛教以及伊斯蘭教、基督教不同,它是唯一根植于本國、發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。它在形成發展過程中雖曾受過佛教的影響,但主流是中國的傳統,并從一開始就以儒學輔助者的面目出現,大量吸收漢代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家經學,因而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。

道教產生于東漢末年。早期道教分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兩大派別,都是在漢末農民起義的斗爭實踐中形成發展起來的,所以,早期道教主要是在下層民眾中流行,并與農民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政治愿望相結合,成為發動農民起義的中堅力量。

五斗米道又稱天師道,是由張陵、張衡父子組織發展起來的,尊奉神化后的老子為教主,以《老子五千文》(即《道德經》)為主要經典,自稱受命于太上老君而傳經布道,最初主要活動于川西北和陜南一帶。

太平道由奉事黃老道的張角所創立,以《太平青領書》(即《太平經》)為主要經典,奉祀“中黃太一”為至尊天神,張角自稱“黃天”,有道徒數十萬,遍及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荊、揚、兗、豫八州。漢靈帝中子元年( 184),太平道以“蒼天已死,黃天當立,歲在甲子,天下大吉”為號召,以頭戴黃巾為標志,發動了推翻漢王朝的黃巾起義,“八州之人莫不畢應”,“一時俱起”,“天下響應,京師震動”(見《后漢書•皇甫嵩傳》);五斗米道也與黃巾起義東西呼應,張陵之孫張魯還在漢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,統治了近30年。

黃巾起義被鎮壓后,太平道傳授不明,基本上銷聲匿跡了;天師道的張魯后來投降曹操,并被曹操用調虎離山之計將其勢力遷往北方,從此便在北方廣泛傳播開來,同時其內部也開始分化,逐步結束了道教的早期活動階段。

南北朝時期,由天師道組合成的道教發展到了上層社會,被改造成為主要為皇權服務的官方宗教,形成了遙相呼應的北天師道和南天師道兩大派別。北天師道首領為寇謙之,南天師道首領為陸修靜,兩派都對早期道教進行了全面改造,修訂了教規教儀,使已經上層化了的官方道教從形式到內容都逐步健全和充實,成為封建統治者得力的御用工具,以后便一直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崇奉和扶植,道教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。

當時,北魏王朝統治下的山西是北天師道的策源地和活動中心,對于道教在北方的傳播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,山西的道教文化也在這時進入了第一個歷史高峰期。

北天師道的創始人寇謙之,出身于當時北方的大姓豪族。據記載,寇謙之有著異常神奇的生平經歷。他“早好仙道,有絕俗之心,少修張魯之術,服食餌藥,歷年無效”;因他誠心向仙,便與自稱“仙人”的成公興相遇,即跟隨成公興到華山、嵩山修行,前后共七年,成為“精誠遠通”的道土;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( 415),因他“守志嵩岳,專精不懈”,又遇到稱為“太上老君”的“天神”,賜與他仙經《云中音誦新科之誠》20卷;明元帝泰常八年( 423),自稱“老君之玄孫”的李譜文來到嵩山,賜與他仙經《錄圖真經》60卷;太武帝即位的始光元年( 424),他便帶著他的仙經獻給太武帝,太武帝重臣崔浩“獨異其言,因師事之,受其法術”,對他無比崇敬,于是,崔浩上疏太武帝,盛贊寇謙之道術“辭旨深妙,自古無比”,在崔浩的影響下,太武帝“欣然”接受了寇謙之的道術,“于是崇奉天師,顯揚新法,宣布天下,道業大行”,并在京郊設立道壇,作為北方天師道的活動中心(見《魏書•釋老志》)。從此,寇謙之深受太武帝重用,被尊為國師,參咨軍國大事,并在太武帝的大力扶植和崔浩的積極協助下,開始了改造早期道教、建立健全北天師道的活動,北方的道教文化也由此進入了繁榮興盛的發展階段。

寇謙之為創立新型的天師道而采取了以下重大步驟。其一,通過制造宗教神話,尊奉太上老君,以確立自己作為新天師道首領和“帝王師”的合法地位。如他說他在跟隨仙人成公興修行期間,成公興曾對他講:“先生未便得仙,政可為帝王師耳。”(《魏書•釋老志》)意思是自己精誠通仙,之所以未能飛升,是由于仙人留他在人間去做“帝王師”;又如。他說太上老君也曾對他講:“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,地上曠誠(職)修善之人,無所師授。”于是授予他“天師之位”,賜予他仙經《云中誦音新科之誡》20卷,要他“宣吾《新科》,清整道教”(見《魏書•釋老志》)。意思是太上老君鑒于道教創始人張陵死后,天師之位空缺,才命他繼承天師,整頓道教。這樣,寇謙之即通過制造宗教神話,假托天神名義,使自己作為新天師道首領和“帝王師”的地位合法化了。但是,天師道自張陵開創以來,皆是張姓,代代世襲相傳,寇謙之為異性之人,又怎樣說明自己繼承天師地位的合法性呢?為此,他除了假托太上老君名義取得“天師神授”的合法權外,又提出“天道無親,惟賢是授”的新理論,以革除教權世襲的傳統慣例。說:“有祭酒之官,稱父死子系,使道益荒濁。誡日:“道尊德貴,惟賢是授,若子胤不肖,豈有繼承先業有祭酒之官?”(《老君音誦城經》)這樣,寇謙之也就以異姓之人取得了天師道的合法領導權。從此,天師道的張姓世系便隱沒不顯了,直至隋唐,天師道皆無確定的傳道世系;北宋真宗以后,才又恢復了天師道張姓世襲的地位(參見任繼愈主編《中國哲學發展史•魏晉南北朝》,人民出版社1988年,第411頁)。

其二,在取得合法的天師地位基礎上,修訂教規教儀,確立新的道教宗旨,把天師道改造成為兼融儒家思想、吸收佛教教儀的新宗教,成為主要為皇權服務的御用宗教。他借太上老君之口宣稱:“除去三張(張陵、張衡、張魯)偽法”,“專以禮度為首”(《魏書•釋老志》)。就是全面革除早期天師道的教規教儀,以遵守綱常名教視為第一信條,使道教與儒學融為一體。他還宣稱,在新天師道崇奉的天上“三十六宮主”中,佛被排在第32位,也是道教的真神,因此,道教與佛教也是相通的,并且,他所主持的道教活動在誦經、持戒、禮拜、祈禱等方面都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教儀。同時,他又借老君玄孫李譜文之口宣稱:他繼承天師之位的任務是“輔佐北方太平真君”(《魏書•釋老志》),并聲稱太上老君授予太武帝以“太平真君”之號,要太武帝“以真君御世”,“以成太平真君”。太武帝欣然“從之”,“于是親至道壇,受符錄”(《魏書•釋老志》)。從此,太武帝身為國君又披上道教領袖的外衣,寇謙之是道教教主,又充當太武帝國師,北魏朝廷變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權,新天師道變成了北魏政權的御用宗教。

由上可見,“寇謙之的新道教實為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的產物,其形式雖為道教的形式,但其內容多為儒家的禮法、佛教的戒律,并且吸收了某些當時流行的以老莊思想為中心的玄學思想”(湯一介: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),陜西師大出版社1988年,第 229頁)。這也就與早期道教有了很大不同,更加適應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了。

魏晉南北朝以后,從隋唐到北宋,道教在統治者的大力扶植下繼續向前發展,尤其是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儒、釋、道之間的思想大辯論,道教的教理進一步深化了,從而吸收儒學和佛學來充實自己的教義,進一步顯示出儒、釋、道三教文化的交匯和融合;同時,道教內部南北不同的學術流派亦互相交融,從而使它的教理向縱深和細密的方向發展。

到南宋和金、元時期,道教又進入鼎盛。當時,由于南宋與金、元南北對峙,民族矛盾尖銳,道教內部也隨之宗派迭起,南北各地均先后出現了眾多不同的道教流派,可謂教派林立。到金、元之際,全國又形成遙相呼應的南北兩大教派,即北方的全真教和南方的正一教。全真教由王重陽創立,正一教由張天師第38代子孫張與材掌教,兩大教派都提倡儒、釋、道三教同源一致,大量融合儒、佛思想,尤其是以援引和融攝理學思想為特色。

王重陽創立的全真教在元初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扶植,其弟子丘處機深為元太祖重用,掌管天下道教,使全真教風靡一時,其教理更加突出“三教圓融”。王重陽“以道德性命之學創為全真,洗百家之流弊,紹千載之絕學,天下靡然從之”(元•李鼎:《大元重修古樓觀宗圣宮記》)。他把理學家的“道德性命之學”作為全真教的宗旨,并宣稱:“儒門釋戶道相通,三教從來一祖風”;“釋道從來是一家,兩般形貌理無差”(《重陽全真集》卷一、卷十)。同時,全真教也更加世俗化了。它把民間傳說“八仙”之一的“純陽子”呂洞賓奉為“祖師”、“天尊”,俗稱“呂祖”。呂洞賓為唐河中府永樂縣(今山西芮城縣永樂鎮)人,出生于山西,也因此,山西地區特別是晉南地區成了全真教文化寶庫之一,留下了大量的全真教文物遺產。

當時,在山西創造全真教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丘處機的弟子宋德方。宋德方道號披云真人,是元太祖十五年(1220)隨丘處機西游大雪山晉見成吉思汗的十八侍行弟子之一。西游歸來后,隨丘處機駐燕京(今北京市)之長春宮,為教門提點。元太宗九年(1237),遵其師丘處機的遺志與囑托,來到平陽(今臨汾市)玄都觀,主持刊刻《玄都道藏》,他往返奔波于山西管州(今靜樂縣)、上黨、太原、晉南等地,搜集遺經,設局雕刻,歷時近10年,刻成7800余卷,版藏于玄都觀,稱“玄都寶藏”。這是宋德方一生中最重要的業績,是他對中國道教文化的杰出貢獻,也是山西道教文化發展的光輝一頁?!緞嫉啦亍反蠊Ω娉珊?,宋德方被賜號“玄都至道真人”,死后被追為“玄通弘教披云真人”,可見他是長期活動于山西地區的一代有影響的道教宗師。

同時,呂洞賓家鄉、芮城縣永樂鎮修建的規模宏大的永樂宮,和北京的白云觀、陜西終南山的重陽宮,并稱為當時全真教的三大祖庭;永樂宮金碧輝煌的建筑和繪制精美的壁畫,是元代全真教的藝術瑰寶,在中國道教文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。永樂宮原名“純陽祠”或“呂公祠”,是紀念純陽子呂洞賓的文物,因年久失修,于元太宗皇后乃馬真后當政三年(1244),也就是宋德方主持刊刻《玄都道藏》大功告成的當年,純陽祠塌毀,于是,全真教當時的教主、道號“真常真人”的李志常命丘處機弟子潘德沖前往修復擴建,元定宗三年(1248)落成竣工,改稱為“純陽萬壽宮”,又稱全真教東祖庭;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的葬地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便被稱為西祖庭。純陽萬壽宮落成后,《玄都道藏》的經版便從玄都觀遷移到這里貯藏。元世祖至元十八年(1281),因統治者尊佛排道,下令銷毀了貯藏于這里的《玄都道藏》經版,只留下《云策七ji》與《大清風露經》二卷,是現存最早的道教經典。全真教在山西的大量活動事跡,是山西道教文化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高峰。

 摘自《三晉古文化源流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7,李元慶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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